道教与中国传统农业关系略考

盖建民 袁名泽

    摘 要:古往今来,道教与传统农业关系一直十分密切。道教继承并发扬道家的重农传统,视务农为修道的一种方式,主张农道双修,历史上曾出现不少高道论农的局面,产生不少道家农书。道教仪式的举行、崇拜的对象、使用的供品乃至仪式中的禁忌和服食均与农业密切相关。同时,各地的农业生产和经营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道教思想的渗透与影响。在道教法术中也蕴含一些农业科学技术思想的“合理内核”。
    关键词:道教;传统农业;关系
    中图分类号:B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 (2009) 03-0137-06
    道教与古代科技关系十分密切。《道藏》中载有丰富的古代宇宙观、自然观、医学、药物学、化学、天文、地理、数学、技术、农学思想等科学思想史料。学术界对道教科学思想的研究几乎对以上各领域多有涉及,独无以道教与农学思想关系为专题的论著,并且此方面的期刊论文、硕士、博士论文均未见,到目前为止只有本文作者之一盖建民《全真子陈农学思想考论》一文[1]。杨直民在其《农学思想史》中有一节涉及传说、宗教经典中的农学思想[2],梁家勉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罗列有一些高道的农学思想资料[3],胡道静先生在其《论梦溪忘怀录》一文中提到“中国古代农书当中,有一些可以说是属于山居系统的”[4],已经注意到包括道士在内的“隐君子”对我国农学思想的贡献。但毕竟还没具体地研究某一宗教的农学思想。后来盖建民在其《道教科学思想发凡》第七章《农道合修:道教农学思想索隐》中首提“道教农学思想”和“农道合修”两概念。据盖建民考证,“农道”一词始见于《洞灵真经》中《农道篇第八》篇。《洞灵真经》本名《庚桑子》,亦名《亢仓子》①,旧题周代庚桑楚撰。据《庄子•庚桑楚》载庚桑子乃老子学生,故知庚桑子乃道家人士。此文中的“农道”指的是“农业生产的道理、方法、规律”,其中的“道”和《说文解字》中的“道”含义相似,即“道者,人所行也。”“一达谓之道”。后引申为路、道理。但盖建民所提出的“农道合修”中的“农道”不仅仅是指《农道篇第八》篇中的“农之道”之意,而且还包括道门中人“务农修道”、“农道合修”的涵义②。因此,道教思想与中国传统农业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新领域。本文在详细考察道书和相关文献史料基础上,就道教与农业关系进行专题考析,以就正于方家。
    据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第39页):王士元《亢仓子二卷》存于《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天保元年,朝廷宣布亢桑子为《洞灵真经》,征求这一部书。襄阳处士王士元以为古书中“庚桑子”和“亢仓子”只是一个人,于是杂取诸书中文义相近的段落加以改写,编成《亢仓子》,献了上去。全书共九篇,其第八篇为农道篇。《文献统考》引周氏涉笔说,全书只有这一篇可读。笔者以为,农道篇内容是在《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基础上的发挥,反映了道教农学的基本思想。
②参见盖建民著《道教科学思想发凡》,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5年版,第381-420页。
    一、道家、道教重农思想
    中国农业已有上万年历史,以精耕细作的形成和发展为基本线索。春秋战国是精耕细作农业的萌芽期和成型期,其主导形态是华北的沟洫农业和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关注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共同使命,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道家同当时的其他哲学团体一样,关心农业发展的命运成为它不可避免的主要话题。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道家十分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指出农业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道家“上农”思想,考其源流,实发轫于老子。《道德经》从“小国寡人”的社会理想模型出发,崇尚自然无为的田园生活,看到了农业生产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他以道为标准猛烈抨击了统治者不重视农业生产的行为:“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非道也哉。”[5]119《吕氏春秋》中的《上农》首先指出重农不只是保证农民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延续,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使农民淳朴易用,促进社会的稳定。从这一认识出发,《上农》提出强本抑末的重农思想。《淮南子》卷十四《诠言训》云:“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6]卷八《齐俗训》引“神农之法曰”指出:“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掩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天下均平。农事废,女工伤,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7]。“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之未闻也”[3]。认为男耕女织一方面是保障天下万民不饥不寒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也是以农立国的基础。
    道家这种重农思想后来被道教所继承。首先在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得到充分发挥。《太平经》从“治身安国致太平”的社会政治理想出发,将饮食、男女、衣着视为天下之“三急”。视种植业为事关国家贫富、天下太平的大事。珍惜五谷粮食和土地。提出护林护地如护人的思想。《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在注文中有不少重农思想:“师之所处,荆棘生焉。五谷伤害,国无储也。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8]。唐代道教学者李筌继承了《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太平经》的重农思想,在《黄帝阴符经疏》卷中也提出“劝民农桑而致富强”的理身治国主张。在《富国安人演法章》云:“人理性命者必须饮食滋味也。……谷者,人之天也。天所以兴,王务农;王不务农,是弃人也。人既弃之,将何有国哉!”[9]741在其另一部兵学著作《太白阴经》中指出国富在粟,国强在兵思想:“国之所以富强者,审权以操柄,审数以御人。课农者,术之事,而富在粟。……按兵而劝农桑,农桑劝,则国富”[10]。此外,《正统道藏》所收录的题为“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的《刘子》一书中也可窥见一斑。五代道士谭峭所著道教哲学著作《化书》对道教重农思想作了专题阐述。除了重提粮食问题是天下“兴亡之机”外,还提出了“我耕我食,我蚕我衣”的重农自养思想和“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的饮食伦理观。道书《洞灵真经》特辟专篇《农道篇第八》,汲取《吕氏春秋》之《上农》、《任地》、《辨土》、《审时》中的重农理念,系统阐发了颇具特色的“农道”思想。总之,道家、道教这种重农意识在道教典籍中屡见不鲜。
    其次,道家、道教重农思想还体现在重视农业科学技术上。在道家、道教的农书中,论及农业科学技术的内容很多。在《洞灵真经》之《农道篇》中称农业生产的技术和方法为“耕道”,并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讲求“无失人时,迨时而作,过时而止”;具有十分科学的农田整治和田间耕作思想、田间管理思想;还专门讨论了农田的施肥问题;《吕氏春秋》是最早论及“耕道”的道家农学书籍。在其中的《任地》、《辨土》、《审时》三篇中,集中论述了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包括根据不同土地选择不同的耕作时间,施用不同的耕作方法,要精耕细作,因地制宜等。《太平经》十分关注地力问题,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地气充沛的称为良土,否则为薄土,“得良土即善,得薄土为恶”,地力决定农作物的产量,所以强调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它还强调务农要苛守农时,根据阴阳五行以定农事,提出护林、保护植被思想。《洞灵真经》之《农道篇》除了阐述“以农为本”的道理外,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具体论述了“耕道”。其中的“耕道”内容如下:“无失人时,迨时而作,过时而止”的适时耕作思想;农田整治与耕耘技术思想;“慎其种”、“立苗有行”的农田播种思想;田间管理思想;也专门讨论了农田的施肥问题,指出正确施肥对于保证粮食丰收有重要意义。给后来农业科学技术的内涵作了一个全面的概括。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洞灵真经》之《农道篇》乃是探讨道教农学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献,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发掘研究。因此,研究道教农学思想主要就包括道家道教典籍的“重农”和“耕道”思想两大部类。
    二、道教“农道合修”传统
     从理论上来看,道门人士有进行农道双修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正如中国佛教禅宗中的“农禅”一样,道门人士进行农道合修不仅与我国古时的经济背景相关,还与其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中国乃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农业为本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对道教影响甚深,致使道门人士无不重农。再加上受“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戒律的影响,道门中人以力耕自食为荣;而且道士多农桑子弟出身,力耕与修道并举无须外部强制。同时,道士出于解决自身生存和道教组织发展的需要而农道双修,道士修仙通常选择远离市井的洞天福地,人烟罕至,不事农桑难以生存。道教“辟谷”之初衷是为了减轻我国传统农业所存在的粮食不足问题,但这并非不食,而是以精代粗,例如道人嗜酒,这样也根本离不开种植业。这就存在农道双修的必要性。这以出自王手笔的《山居要术》为证,《历代真仙体道通鉴》本传载:“王居洛阳青萝山……葺居幽胜,多殖芝术药苗,栽培花木,皆有方法。著《山居杂录》三篇。”全集本共有种艺、种药、种菜、果木、花草和竹木六类,山居总论、种地黄、种茵米、种紫苏、种黄精、种葵、种首楷、种茄子法和种桃李杏等89条条文。这些技术全都与道士日常生活所需有关,同时,道士在务农过程中强调勤、固根、苦行、报应的思想,与修道宗旨一致。
    从道门的历史传统和高道的具体情况来看,道门人士中进行农道双修者不乏其例。三张(张陵、张衡、张鲁)所创的“五斗米道”,或径称“米道”。其成员大都为社会的下层农民,忙时务农,闲时修道,参加三会、八节等道教活动,三张力图使“五斗米道”成员保持原有农民的纯朴,发扬团结互助、勤俭节约的精神,五斗米道还设有义米、义仓等制度。所以,此时的修道与务农密不可分。茅山高道陶洪景,开创茅山派,修建宫观选址时,就因看中茅山优越的气候、地理位置和肥沃的土地,从以农立观的角度出发选址。除此之外,他还密切关注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其多篇著作中论及农业科学技术,如在其《名医别录》记录杀虫方法说:“矾石,杀百虫。”并且此书是我国首次提到用“煎”法熬糖的著作。在其《药总诀》中首次记载了用盐杀蛹储蚕的方法:“凡藏茧,必用盐宫。”东晋道教学者葛洪不仅生在“耕读传家”的家族中,并且耳濡目染了农耕与修道并行的葛仙翁-郑隐道派的“农道合修”,这使葛洪成为农道合修的高道;这以其所撰《神仙传》记载高道阴长生“治生佃农之业”为证,我们从中可扑捉到道教贵农、重农的道风。葛洪和他的同门在农隙之暇,熟读经史百家之言,“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11]。“郑隐弟子皆亲仆使之役,采薪耕田”[12]。这说明农耕与修道并行在葛仙翁-郑隐一系的道派中并非个别现象。及至宋元,道门“农道合修”的涓涓细流已汇成一股洪流,宋元新起的全真道、大道教纷纷以“农道合修”为修行时尚。如《玄都万寿宫碑》云:“千载而下,重阳王公将革其弊,号称全真,作者七人矣。麻袋而衣,耕凿而食,以还淳返朴为功,以少私寡欲为务”[13]。《创建真常观记》则详述了全真道士李真常创建真常观的艰苦过程:“暇日稍稍,芟除荆棘,辇去瓦砾,发地而土壤膏腴,凿井而水甘冽,遂茸治蔬圃,种艺杂木,版筑斧斤之工未尝施而道宫琳宇幽栖高隐之象已班班于目中矣”[14]。明清时期的隐士更是躲进深山自养自食,发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总结种植、养殖经验,给我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农书。这些具体事例成为道教农道合修的典范。
    不仅如此,道教农道合修还体现在其成体系的农学思想———农书中。道门农书中著名的有[4]:王士元著的《亢仓子农道篇》(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唐代道士修道之士王所著的《山居要术三卷》;收入《正统道藏》《三洞群仙录》的茶神陆羽著的《茶经三卷》,此书是第一本关于茶的专著;一生出入道观、与道门人士交往甚密的陆龟蒙著《耒耜经一卷》;如是庵道士全真子陈著的《农书或陈农书三卷》;自号颐堂的王灼著《糖霜谱一卷》,由卧云庵僧人守元为其作跋;明朝静虚子著的《花谱一卷》(千顷堂书目食货志类著录);道场山人星甫即程岱合著《西吴蚕略二卷》;一生轻视名利,信奉“吾躬耕养亲而已,奚名利为”的自号半半山庄主人杨秀元著《农言著实》;静子著《茶花谱三卷》;田道人奚子明著《多稼集二卷》;号茶磨山人的顾禄,与梅花庵主李瑞清和洞虚子韦光敝为友,著《艺菊须知二卷》;自号癯仙的朱权著《癯仙神隐书四卷》;自号为广寒仙裔的隐士陈元靓著《牧养志蔬品谱果食谱》;号平园老叟的周必大著《唐昌玉蕊辩证一卷》(唐昌为一道观名);《辩养马论一卷》,作者谷神子疑与注《老子十三卷》的道家冯郭是同一人;还有宋朝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王安石之子王所写的农书。
    这些农书继承原来的重农意识,记载了各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其中有些名不经传的隐士也留下了丰富的农书,他们特别注意与其山居环境相适应的农业活动,专门记载了某一种植物的种植经验,大大丰富了我国的传统农学思想,引起今人的高度重视。
    三、道教仪式显农
    关于宗教仪式的起源,马林若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作了有益的探索。马林若夫斯基着眼于个人的心理需要(生活、生存、生命危机时节的焦虑)和着眼于社会群体的需要,认为各种宗教的出现均是用来满足个人和社会的深刻需要;拉德克里夫•布朗则只从社会的角度去分析它,但两者的关系正如美国的G. C.霍夫曼所说的“并非互不相容”。笔者倾向于赞同马林若夫斯基的观点。因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需要,我们无法丢掉其中任何一个。所以宗教仪式也可分为满足社会需要的仪式和满足个人需要的仪式。但满足社会需要的仪式比满足个人需要的仪式更受到社会的重视。
    首先从道教仪式的举行来看,某些道教仪式专为农业生产而举行。道教仪式有很大一部分起源于巫术,且与我国传统宗教有着密切关系。而巫术从功能上来分,可分为生产性巫术、保护性巫术、破坏性巫术。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国家,农业收成决定人们生存与国家之安危,故而从上及下,自君及民,都极为重视与季节周期变化的农业祀典,形成一套复杂繁多的周期性岁时仪式。祭天,始于周代的祭天也叫郊祭,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一直盛行到清代才宣告结束。祭地,夏至是祭地之日,礼仪与祭天大致相同。汉代称地神为地母,说她是赐福人类的女神,也叫社神。汉代以后,不宜动土的风水信仰盛行。祭地礼仪还有祭山川、祭土神、谷神、社稷等。其中最为典型的吉礼为唐玄宗时期所制的《开元礼》。其中对四季中每一季度具体节日所应举行的祭祀活动均有安排[15]。各家各户举行的周期性岁时宗教仪式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和功能,其差别仅在于规模小、供品简略、仪式相对简单一些。另外,国家和百姓为了应对各种自然灾害也不定时地举行驱除自然灾害的宗教仪式,例如求雨祈晴、驱除蝗灾、中岳嵩山的祭田等也是典型的具有农业意义的道教仪式。
    其次,有很多周期性岁时祭祀活动中所供奉的神也有很大一部分与农业生产相关。既然周期性岁时祭祀活动大都与农业生产周期相关,那么这种仪式的崇拜对象也就以司管气候、植物的神为主。道教中的三清、四御、诸星神、三官大帝、玉皇大帝均是这些仪式所必须供奉崇拜的对象,这种仪式所供奉的神有神农、风神、雨神、雷神、山神、河神、土地神、各种动物植物神。但由于我国地域宽广,各地的动植物不同,所以各地举行周期性岁时祭祀仪式时所供奉的神灵又有很大的区别,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道教仪式中的“农”还体现在其所使用的供品和所消耗的粮食上,宗教仪式中所使用的诸如饼、水果、斋饭、灯油等供品全都是农产品。每举行一次大的法事,耗费供品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品质好,这种耗费对道教重农意识的培养,对农业技术探索的促进力量决不会低于山居生活对农业的要求,但有些道教研究者往往忽视这一点,只专注道教辟谷遗风,由此认为道教不重农。我们如果再换一个角度去看,道教每做一次大的法事,如此众多的信徒所消耗的斋饭和蔬菜等农作物决不会是一个小数目,并且全国周期性岁时祭祀活动又那么频繁,所以没有坚强的农业生产作为后盾是难以想像的,从道教仪式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知道道教的重农意识和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追求是多么的强烈。
    四、农中取道
    鲁迅于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棠》的一封信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道教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且影响了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中不乏道家和道教的影响。所谓农中取道就是我国传统农业生产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道家、道教思想来为之服务,使我国传统农业深深地打上“道”的影子。
    从道家的影响来看,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方式与道家思想不无联系。它吸取《吕氏春秋》最早论及的“耕道”。《洞灵真经》之《农道篇》给后来农业科学技术的内涵作了一个全面的概括,后来中国传统农业的“耕道”技术无不包含其中。《管子》关注农业生产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土地类型的分析和土地耕作制度的思考,提出一些具有高实效的土地经营制度。只是后来中国农业史上走的是小农经济,从未出现过欧洲式的庄园经济。《太平经》等道教经典十分关注地力问题,所以强调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还强调务农要苛守农时,根据阴阳五行以定农事,提出护林、保护植被思想,对中国农业的生态经济发展方向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指导作用。
    在道教经典中,我们还不难发现,道教仪式中使用的水果———交梨火枣,它是一种经嫁接杂交而成的水果,其特性为“色如干枣,而形长大,内无核,亦不做枣味有似于梨味耳”,“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车,有珠玉树沙棠玻封碧瑰之树,玉李玉瓜玉桃,其实形如世间桃李,但为光明洞彻而坚,须以玉井水洗之,便软而可食。”[16]这种带有宗教性质的幻想说明道教已经有利用嫁接技术培养新水果的观念。这对于我们现代农业不无启示。《山海经》云:“觞夫子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献食马三百、牛羊二千、穗米千车,夫子使毕矩受之。硕苗巨穗。”[17]“德至于土,则二苗同秀。二禾一穗,意天下和同乎”[18],“以嘉禾为粮,谓之大禾也,其穗异
常”[19]。说明道教对农业生产产量的关注,并力图获得高产,这是农业生产的追求目标。
    道教仪式戒律十分讲究洁净,这个洁净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洗净,也要求在农桑生产过程中农产品必须是无污染的。道家认为凡是施过处理不当的肥的果实就是不净的果实,不得用做供品。即使作为肥料的大粪均得经过发酵等工序以后才能使用。“用砖砌合麻,捣石灰泥缝,池上盖厕室,存大粪,可用五尺深,别无疑虑,经心修时,用钱马献供,不许人知,泄漏天机,非人勿示。”[20]旨在对粪便进行有效的管理,防止外泄,使其充分发酵。这为我们进行生态农业提供了启示,后来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均施发酵后的农家肥。
    对于农业生产过程中随时存在的自然灾害, 道教首先认为发生自然灾害是人心不善的结果,它要求人们要尚善,这虽然有些神秘性,但对我们人类的生产活动存在某一种有益的暗示。道教也采取各种手段治理或者避免灾害,例如,它采取驱邪、求雨祈晴、驱蝗仪式、祭田等宗教仪式来治理农事灾害,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可取的,那是科学技术相对落后时代的愚昧行为。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古代农业生产时常会遭受来自大自然的灾害与困扰,而居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对此是束手无策的。面对种种突如其来的灾异,道教仪式作为一种驱灾祈求丰收的象征符号,至少能在心理层面上给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一种精神慰籍,在某种意义上有增强农业生产信心和维护农业社会环境稳定的作用。在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人们面对蝗虫灾害往往只能是望蝗兴叹。但道教则强调采取积极的态度去治理蝗灾。例如,《太上元始天尊说消珍虫蝗经》云:“天下人民每年丰熟之时,全无敬信,不荷三光,将其谷米贱慢,鸡踏狗践,抛散粪秽,非为使用,并无护惜。皆是乾象观见天下,人民不生敬信,致令虫蟑水旱,所见如斯。设斋瞧祭,上告乾象星宿尊神,作大福利,乃得虫蟑消珍,雨顺风调,五谷秀成,仓库盈满,人民欢乐,国土太平,衣食自然。”[21]道教通过斋醮仪式驱蝗,是将宗教神秘性和农业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治理蝗虫,同时又努力地寻找蝗虫发育规律,从而发现蝗虫在冬天的生长情况,“夫蝗之为灾,乃冬雪不降,阴中生虫。妖乘火而生羽,故遇夏能飞,害苗损稼。盖虫之种子,一经雪气,入地三尺。一年之内,三经雪气,入地九尺。一年无雪,出地三尺。三年雪少,必旱,蝗出为文矣。制禳有法,宜建坛设礁,差官将鼓风送入水中。及牒捕神,以收其妖虫也”[22]。认为在冬天除草烧荒对治理蝗虫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还注意到林地附近的禾苗很少受蝗虫危害。这些对后人的农业生产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透过道教的宗教神秘性的迷雾,看到道教法术仪式中所蕴含的一些有“合理内核”的农业科技思想。
    综上所述,道教与中国传统农业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决定道教的性质和内涵以及其方向,使“道”具有明显的“农”意。同时,道教的经典和仪式又在默默地影响着我国传统农业的发展,使我国传统农业的中国化性质得以彰显。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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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华道藏:第44册:广成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440.
[19]中华道藏:第47册:历世真仙体道通鉴[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440.
[20]中华道藏:第18册:神仙养生秘术[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185.
[21]中华道藏:第47册:太上元始大尊说消珍虫蝗经[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350.
[22]中华道藏:第30册:元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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