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与真实,道学与科学,品牌知识生态和谐观

    自然界的终极真理知识——道学哲学不是科学研究也不是逻辑论证得出来的成果,那只不过是“验算”的手段和为了帮助世人的理解而做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工作而已。终极真理的获得不是脑力更不是体力劳动的成果,而是休闲的副产品——这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之前古代西方哲学家们的共识。因此,真正的道学研究者的工作是享受的,即使他得不到任何报酬与俸禄,只要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他就会在本心的驱动下完全沉醉地工作。()

终极真理是靠凭借直觉——潜逻辑——混沌的智慧——悟,自然而然地从人类自身内在精神世界中“涌现”出来的。真理之所以存在于人类自身内部的精神世界是因人类和天地间的一却事物都是大自然——道的产物,而且每一种事物内部都体现了道的完全本色,所以,具有最高反思能力的人是可以通过反思认识道的规律和法则的。()

中国古人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比较善于悟道的,也是非常重视个人悟道的天性能力的挖掘的。中国古人遗留下来的学问也大都是“悟”的成果。正因为如此,它缺乏必要的“学术”论证和通俗的解释,因此受到了已经把西方当代科学理性思想作为主要精神食粮的大部分当代中国人,甚至于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的排斥和否定。这实在是一种悲哀!真博理与真锐实,道管学与科理学,品在牌知识线生态和谐观。

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的使命不是为了真理——智慧,而是真实的知识。追求真实首先需要依靠的是客观事实,然后通过人类自身的意识逻辑——理性能力进行归纳式的总结。因此它的工作程序是由外而内的,与道学哲学研究是相反的。()

在缺乏真理的指导下所做的努力所得到真实往往是具有饮鸠止渴的性质。事实上,人类近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是在人类自身的物质欲望中不断的“挖坑”和“填坑”,而同时也是在危害大自然——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一前提条件。五十年后,科学技术的主要使命是在道学思想——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思想的指导下医治大自然的创伤——科学技术所挖的最大的“坑”,这是可以预见的。()

人类越是高层次的知识对越是小的团体乃至个人的经济利益的贡献越小,而且所花的时间也越长。这也是符合自然道学法则的。正所谓“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越是研究高层次的知识其本身给研究者本人所带来的幸福——对不幸的否定也就越深刻和持久。这也是符合消费能量守恒理论——物质与精神的反响关系的。可是,高层次学术的研究者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一味的追求丰厚的经济报酬和急功近利并为此而苦恼的话,那将注定在学术的研究上不会有所建树的。()

比较之下,东方人更擅长于道学哲学的研究,因为东方人性格更臻于内向。而西方人则更擅长于科学哲学和各种科学技术的研究,因为西方人性格更臻于外向。东西方人种的这种性格差异是由于东西方地理气候差异所致,也算是人类知识生态和谐的需要,因此其本身并不具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才是使真实知识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朝着真理——是人类幸福——不幸的否定的方向发展,以及真理知识价值通过真实知识得以验证的不二选择。()

道学与科学的分离与隔阂所导致的将是人类精神的虚空、道德的沦丧,以及贫穷乃至于饥饿。()

精神虚空者,即使生活富足,生活也常常感到无聊、乏味,严重依赖于物欲——肉欲(性)、味欲(美食、零食)、色欲(观看)等感官的——底层精神的满足,具有普遍的程度不等的精神疾病,肥胖、绝症现象普遍且因此而短寿者大量涌现,知识与经验丰富而智慧知识短缺,工作年龄严重依赖于中、青年时期,等等。()

科学理性观念主宰而经济水平尚处于落后而致使意志无法控制性之本恶的缘故,道德也就不得不沦丧了。()

《老子》、《庄子》以及西方古代一些哲学家均认为,物质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自由、充分地支配精神——天性——生理性格能量则是人生幸福的最高境界。因此,物质的基本满足是精神生活——幸福感得以提升的基本前提,而通过对真理知识的掌握则是实现人类幸福事业的唯一途径。()

虽然,真理本身是永恒的。它从来就没有增加或减少人类的烦恼。但是,事物和物质的发展似乎是没有止境的,而人的欲望也是没有止境的,因此即使是最基本的物质要求和经济要求的标准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相应的在不断的提高的,这正是人类烦恼的发生器。所以,我们必须在缩小与周边世界的科学技术——经济差距的同时不断的进行反思——终极真理的反思。唯有这样,我们的幸福、和谐事业才有可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而不是经济进步的同时精神却在沦丧,如果是那样的话,人类又如何谈得上比自然界的其它动植物更高贵呢?也许还不如他们呢。()

从品牌经营的角度看。品牌经营之终极真理的研究就是品牌战略哲学——消费动机哲学——品牌大道学的研究。除此之外,均可以认为是追求真实和科学理性的实用技术或艺术。()

《品牌道学》曰:“所谓品牌之大道者,顾客所需与其之变也。变者有其道,道动于内外之变。内者,顾客之资也。资者,财、物、时、性、质、知、境等是也。外者,市场之供也。供者有二。一为物之用(功能),二为人之侍(服务),三为文之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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