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阴符经》义说(三)

连镇标

    《富国安民演法》章[1]

        天地,万物之盗[2]

    盗,李筌阐释道:“天覆地载,万物潜生,冲炁暗滋,故曰盗也。”古人认为,天地含有阴阳、五行之气,万物“悉承此七炁而生长,从无形至于有形,潜生覆育,以成其体,如行窃盗,不觉不知。天地亦潜与其炁,应用无穷。万物私纳其覆育,各获其安。”[3]也就是说,天地乃万物之源,万物正是“盗取”了天地间阴阳之气,才得以化育、成长。

    然,天地与万物二者之间,既有相生的关系,也有相杀的关系。如,风调雨顺,气候适宜,会使草木蕃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可见天地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有相生的一面;而狂风暴雨,天旱地裂,则会使草木凋零以至夭折,禽兽受害乃至死亡,可见天地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也有相杀的一面。“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对于万物的这种双重作用(即有生又有杀,有益又有害),反映了自然界发展的内在规律。

        万物,人之盗

    古人认为,人与禽兽草木一样,俱禀天地阴阳二气而生,然人为万物之灵,最为聪慧,能反观自身,穷达本始,“明会阴阳五行之炁,则而用之”,“于七炁之中所有生成之物悉能潜取以资养其身,故言盗则田蚕五谷之类是也。”人类正是“盗取”天地万物中一切有用的东西才得以生存、繁衍的,且其“盗取”的本领比禽兽草木要高明得多,故其生活的状态也要比它们滋润、瀟洒得多。对于人类善盗万物的本领,《列子·天瑞篇》有段很精彩的记述。它借齐国大富国氏之口道:“吾善为盗。……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

    然万物于人既有利,又有弊。它既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对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一定的威胁。如猛兽毒蛇咬人害人,人们误食毒果毒鱼而丧生的事情,在人类生活中也屡屡发生。

        人,万物之盗

    人类需要从天地万物那里“盗取”有用的东西,才得以生存、发展。同样地,万物(包括动物与植物)也必须从人类那里“盗取”有用的东西,才得以繁衍、生息。自古以来,人类也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对万物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如,人类对原先栖息在山间、水边的野鸡、野羊、野兔、野猪、野牛、野鸭加以人工驯养,把它们改造成为品种优良的家禽家畜;对野生谷物瓜果进行人工栽培,把它们改造成优质高产的作物;而春夏封山禁猎、封河禁渔,且山不槎孽,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则是为草木的成长、鹿麋鱼鳖的繁衍,创造条件。这是人类呵护、施恩于万物的一面。然人类亦有损害、施虐于万物的另一面。如,狂捕滥杀野生动物,竭泽而渔,乱砍滥伐山林,过度垦荒,破坏植被,使大批珍贵的野生动、植物濒临绝迹的境界。

        三盗既宜,三才既安。

    既,尽也。三才,原指天、地、人,这里指天地、万物、人类。李筌阐释道:“三盗尽合其宜,则三才尽兴其任。”也就是说,天地、万物、人类三者之间相互偷盗,若能合乎自然之理即道,则它们彼此相安无事。

    那么,盗果亦要有道乎?对此,庄子作了肯定的答复。他在《庄子·胠箧》中,借盗跖的口说:“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通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江洋大盗如盗跖之流尚且有道,那么作为宇宙间的三才,能须臾离开道之一步吗?故天地、万物、人类三盗都必须严格把握好“偷盗”的“度”,使之合乎道,才能平安无事。

    遗憾的是,人类往往不明白“盗亦有道”的道理,故不能正确处理“三盗”之间的关系,致使自己与其他“二盗”(天地、万物,即自然界)之间经常处于尖锐对立的地步,弄得三败俱伤。放眼今日之地球,已非昔日花团锦簇,而是污头垢脸,遍体鳞伤。人们急功近利,无节制地盗取自然资源,随意排放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严重污染了自然环境,极大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居民的身心健康受到摧残,各种疾病流行。毋庸说,这是自然界对人类无视“三盗”之间相宜相安规律、一味孤行的惩罚与报复。

         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

    骸,骸骨;百骸,借指身体。机,机宜。万化,万物变化,这里指万民或万国。人的饮食起居若不失其时,则四肢调畅,五脏六腑通泰,百病不生。统治者的一举一动若合乎天道之机宜,则阴阳顺时,四海澄清,万民皆获安宁。

    《黄帝阴符经》的作者在这里从人的饮食之道阐发开去,提出了富国安民之法。他认为,治国之机与饮食之道(也即养生之道)融会贯通,彼此一也。欲富国强民,统治者亦要“不失其时”,举措合乎大道。也就是说,统治者必须审时度势,不仅要正确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正确认识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制定出一套合乎人类社会及自然界发展规律的施政纲领及其具体的政策、方法,方能使“万国安,人心和,万缘息”,从而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

    《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神者,深奥精妙不可测也。不神者,至道也,老庄所谓无为之道也。人们只知道阴阳日月能化生万物,故谓之神;殊不知,至道虚静寂然而不神,却能生出阴阳日月三才万物,而为至神。对至道的这种性状,老子在《道德经》中作过生动而透彻的诠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是说至道混混沌沌若无为而无所不为,恍恍惚惚若无知而其中有物,杳杳冥冥若不神而其中有精。至此,至道不神而有神之理,明。然对上面两句经文的意蕴,今人的解读往往与上述传统的注疏大相径庭。其中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所持的说法,最具有代表性。它说:前句的“神”指神灵,后句的“不神”指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虚假的东西,故曰“不神”,但它又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地在那里起作用,故曰:“不神之神”。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般人只知道神灵要按它的意志来主宰世界,是违反不得的,却不知道“不神”的自然规律,也一定要按它自己的方式来起作用,也是违反不得的。它不会因为你不认识它而改变这种性质。毫无疑问,这种解读最为切近文本。

        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

    数,指规律,必然性。日月的运转,其度数的大小咸有定分,不差毫厘。而天下万物全靠日月照烛、阴阳运行而生成,其功力超凡入圣,其功用显著而神妙。

    道家中人认为,日为太阳,月为太阴,日月为阴阳之精华,六合之中为至尊。其圣功神明在于:化育万物,造就朗朗乾坤。然天地间万物有大有小,咸有定分,犹如日月各依一定轨道运转,其度数一定而不易,故小不羡大,大不轻小,各安其位,各得其乐。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描绘的鲲鹏、斥鴳的形象,就是这种典型。鲲鹏与斥鴳,一为庞然大物,一为渺小之物。前者劈波斩浪,水击三千里,展翅飞翔,直上九万里高空;后者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整日价翱翔于蓬蒿之间。然二者皆逍遥自得,生活得有滋有味,从不羡慕对方。

    道家中人因而主张人类社会亦应推行“大小有定”的游戏规则。尤其在阶级社会里,上至王侯显宦,下至黎民百姓,身份不同,贵贱悬殊;然只要各守其分,不相倾轧,上下同衷共济,时晏年丰,就是太平世界了。当然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

        其盗机也,天下莫不能见,莫不能知[4]。君子待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

    这里的“盗机”,乃“三盗”之义也。固躬,保全身家性命。天地、万物和人类三者之间相互偷盗、相互利用的关系,为天下人所共见、共知。然只有君子洞晓其中之深理,故能修身养性,保全自身;而小人心浮气躁,不明“三盗”之义,务求荣宠名利,故不免祸生命丧。

    那么,“三盗”之义为何?即上文所述“盗亦有道”,三盗之间相互偷盗,必合其道,切不可非道而盗也。君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盗”到也即悟到了此中深理妙道;其可贵之处,则在于身体力行,摒弃非分之想,退隐返朴,守一存真,与道契合,混俗同尘,不露锋芒,故得以全身长命。小人则不谙此盗机,不能伏藏,恣意妄行,违天道背人伦,惟以窃名窃利为务,到头来不仅名利两空,连小命也丢了。正如老子所批评的“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强梁者不得其死”,也应了《红楼梦》的那句警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概言之,本章从剖析天地、万物、人类三者之间相生相杀、相盗相利的关系入手,论证了事物之间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揭示了矛盾双方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相反而相成的辩证法道理,强调人类要依道而行(即遵循客观规律性),妥善处理人类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使三者共处于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中。毋庸说,上述这些观点,对今人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
 

注释:
[1]本章经文出自李筌《黄帝阴符经疏》卷中,《道藏》第四册第2472-2475页,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影印本。
[2]“天地,万物之盗”句前,他本多有“天生无杀,道之理也”。
[3]李筌《黄帝阴符经疏》卷中,《道藏》第四册第2472页。
[4]“天下莫不能见,莫不能知”,他本作“天下莫能见,莫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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