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书,千秋丰功——《道德经诗译》读后感

弘 真

        据说,孔子和老子这两个中国古代圣人曾在一起交流思想,之后,孔子感慨地说,鱼能悠游于水中,鹰能翱翔于空中,既能潜游于水中,又能腾飞于高空的是龙。我所见到的老子,其学问、胸襟与智慧,犹如上天入地、无所不至、悠游自在的一条龙啊!
       龙,在当时是至尊至贵的象征。在孔子的眼里,老子的人格、思想无疑是无与伦比、至为珍贵的。《道德经》就是体载老子思想的光辉著作。它主要有修身养性、立身处世、安邦治国三个方面的内容。几千年来,它给中华民族的强盛及个人的发展所带来的益处,是无法估量的。
        君王顺着老子安邦治国的思想而行,则天下太平,国运昌隆。中国历史上的汉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就是明证。
        个人奋斗者依老子安身立命思想而行,则可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穷时独善其身,而不失壮志,达进兼济天下,亦不误良机,脚踏实地,由平凡走向伟大,由黑暗走向光明。古往今来,《道德经》令无数人越过困弱的路途,走上成功的大道。
        修道者顺着老子修身养性思想而行,可以正心、正法、正行,成就正果。《道德经》所载的修道之法,多为老子自身的体验,文字不多,但方法完整,从确立目标,到调心、调气,排除干扰,正确把握各种功境,最后完成与道——绝对真理相合,都无所不及。正因为如此,《道德经》被称为道家第一经,尽管道家思想在几千年来不断丰富与发展,但老子的修身养性学说及其境界一直高山仰止,不可动摇。《道德经》的修身养性内容不仅成为人类修道的最好典范,而且是人类由平庸、卑微走向伟大、神圣的科学方法之一,是智慧之源,是安身立命、立身处世、安邦治国思想的源泉和基础。整理和弘扬它,不仅对修身养性,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在科学地审视宇宙、社会历史、自然万物的前提下重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理想,将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可是,人们对《道德经》久违了。
    历史发展到今天,像老子当时所见到的情景:红尘滚滚,危机重重,厄难纷纷,生命欲望的无止境追求与物质资源的有限性构成尖锐的矛盾,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正在酿成灭顶之灾。世界嘈杂的声音讲述着祸福兴衰的故事,缤纷的色彩变幻着扑朔迷离的画面。成对世界,面对社会,面对人生,怎样追求才算合理?怎样的计谋才是完善?怎样的努力才能?怎样的选择才是正确?—— 而这一切,从《道德经》里都可以得到启迪,得到答案。
    《道德经》就是在 一背景下走向国际,走进现代社会。
    《道德经》在当今早已被视为文化瑰宝。日本大型企业运用《道德经》思想来进行管理,美国前总统布什能详知《道德经》里的治国学问,悠然吟诵“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在国际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现代历史日益需要《道德经》,人类日益需要《道德经》。今天,张南君把《道德经诗译》献诸于世,应当是一大幸事。

    老子和他的《道德经》的中国蒙尘久矣。
    在人类文明史上,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老子都曾怀着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以崇高的品格、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身心障碍,终于认识到宇宙万物与人生的生命无能运动、发展规律,找到一条脱离痛苦与黑暗,走向幸福与光明的大道。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背景不同,两位圣哲在当时与后世的境遇相去甚远。处于重精神文化的古印度,释迦牟尼是高徒十名,罗汉五百,弟子三千,从者如潮,王公礼拜,万众供奉,语必众闻,言必成经。
    处于官本位文化氛围老子,却门庭冷落,孤身独行,“天下莫我知,莫我行”,尽管他为人们铺设一条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的大道,却不被时代所认识、理解、接受,个人的生活成为悲剧,也成为那个历史的悲剧。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令尹请他著《道德经》,庄子、孔子提到过他,韩非子为《道德经》作注,庄子在著作中中崇拜他,孔子的孙子孔思又积极学习他的思想,就再也找不出其他社会影响的痕迹。
    老子的思想的伟大与正确,使他在以后的时代里,从帝王将相到在野隐士阶层,都得到了理解和认可,被公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上法宝,认真研究和运用。其中,晋朝的王弼对《道德经》版本的完善及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主持参与对《道德经》的研究与弘扬,贡献最大,可谓深得老子思想的精髓,保存了《道德经》的本初风格。面在此前后其他在野之人所著之注疏,如《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章句》等也有所贡献,他们强调指出老子的思想是修身养性之道,这样就实际上形成了在朝的治国之道与在野的修道之道的争执。
    进入现代,由于对历史文化的淡泊面对哲学问题看得太紧,又有学者执著于老子哲学思想之争。这此论大有隔靴搔痒之嫌,因为老子所处的时代,人们并不重视哲学,只有一定哲学方法隐含其中,哲学不是“先天地生”的学问,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副产物。和老子差不多同时代的释迦牟尼,首先都不是哲学家而是洞悉宇宙万物、认识自然真理的圣贤。如果从哲学角度去解读他们,就本末倒置了。此外,修道是一种身心实践活动,古人既是修道所悟,我们如果不严格按人家的方法按人家的方法去“悟”,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发言权。
    到了当代,随着学术研究成果的积淀、道学文化的复苏,对《道德经》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哲学问题被淡忘,但朝、野两派的争执越来越大。代表传统在朝思想的,首推陈鼓应和任继愈二公。尤其是陈鼓应先生的关于老子思想的解注与评价方面最为丰富,大体上颇能服人。但无论从任何角度上看,各家都未能对修道内容有完全正确的解释。在野的隐士派虽然对这些内容的解释也颇能服人,但一般都把与修道无关的思想方法论、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的内容硬说成是修道内容,让人更觉离谱。
    从整个历史看,《道德经》是当时的杂记体著作,内部虽有修身养性、辩证法、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等方面的内容,但却是以时间前后顺序记录下来的,没按逻辑关系排布,故在整体上很难予以正确把握,它需要进行逻辑关系整理,各部内容应各归其位。但在整个春秋至秦汉时期,人们没有习惯去这样做。此后《道德经》受到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帝王的推崇,世人即使想得到,也不敢做。错过这些机会以后,即使是智慧超群的后学,也没法做。
    正如张南君所看到的一样,由于《道德经》未按逻辑关系排列,所以读起来就像走迷宫似的,整体上难以把握,字句上也就难免歧义丛生。有些重要字词,如在当时文化背景下常用其本义,其引申义也人人心领神会的“玄牝”等词,以及不大常用的合用短语“谷神”等等,自古以来就没有一次予以正确的注解,从而给好事之徒谬谈“玄学”有可乘之机。
    《道德经》又是那个时代的自由诗。从而蕴藉着“文约义丰”的独有文化特色。而在朝派僵硬的注释确实令人感到只做一半的工作,在野派也有尝试用诗来翻译。但那那些七言诗翻译出来更加僵硬,又让人感到还不如散文式的直译好。这样,《道德经》的诗译工作也成了一大历史遗留问题。
    正是在在在朝派在研究前行无路之际,在野派显得空前活跃,由于根本问题(逻辑关系)未予解决,在野派在修身养性方面确实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正确论据,但他们在其他方面都重蹈覆辙,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更为可悲的是,有些人还故作惊人之谈,例如把《道德经》全部说成什么“隐语”,于是乎肆无忌惮地胡乱猜测,这样,对《道德经》的乱译、谬谈几乎成时尚,老子思想的传播就面临着一场严重危机。
    张南君就是在这个时候,毅然站了出来。他所著《道德经诗译》,对《道德经》作了逻辑关系排布,以正确无误的直译,真实地传达出老子的思想,以传神达韵的诗译揭示出原作的深刻含义和感情色彩,使《道德经》不再难懂,不再歧义丛生,不再给人以曲解、穿凿附会的机会。今天,一部闪耀着活生生的老子思想、感情,贯穿着严密逻辑脉胳的《道德经诗译》出现在我们面前,这难道不是历史的荣幸吗?
    张南君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首先是因为他站在许多前贤肩上,历史不仅为《道德经诗译》积淀了物质基础,也在新的时空里提供了新的文化基础与心理基础,此外,张南君个人的特殊涵养、智慧、人格,也是完成这一巨大工程的重大因素。
    在中国学术文化圈子里,张南君是一位曾经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他少年时期即颇具才气,青年时期迷上了写作学理论,且深得业内权威人士之一、中国青年写作理论家协会主席马正平教授的厚爱。正当他应有所作为之际,却又转向哲学研究,继而又以治学《诗经》、《离骚》、《老子》为务。十余年间竟杳无音讯。当他拿出《道德经诗译》手稿时,实在令人惊喜,惊喜之余,更为其一丝不苟的历史唯物主义及扎实的写作美学、哲学功底而感佩!
    1983年他开始研究《道德经》。在读了大量前贤的注疏后,他深为不满,继而自觉承担起使《道德经》脉清、义正、传神、达韵的历史重担。这是几千年来许多研究《道德经》的学者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何等繁难,可想而知。稍有不妥,不是流于平庸,就是功败垂成。
    作为一个一意求真的学者,他深知自己应当怎样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完全按老子所说的悟道方式,抛开书本,远离是非,自己以老子的方法,再度体验老子的心态。十多年来,在身心合道的深切体验中,他的头脑一次又一次地闪耀着灵感,以至每一个历史上任何版本未曾解释清楚的字词,真实含义是什么,依据何在等等,都一一详尽。他仍不满足,继而又决定以最好的的诗歌艺术为《道德经》传神达韵。实现这一切,他依然是以空明的灵感在禅定中去完成美妙的建构,终于“面壁十年图破壁”。现在,当人们读到他庄重严谨无可挑剔的导论,读着传神达韵的诗译,有谁能想到这完全出自身心合道的空灵呢?
    作为一个求真者,他忠实地进入老子情态、心境,而完全无意一展才华。老子五千言文约义丰,感情丰富,历史上各家各派解说出入甚大,但张南君理清了“修道——悟道——弘道”这个前后相续、因果相成的线索。以及“弘道”又分辩证思维、立身处世、安邦治国这几个并列成分后,将每章各归其位,从整体上把握了思想的准确无误。每章的诗译,他又注意主题、情调、节奏的不同,以“传神、达韵、发幽、阐微”为诗译的美学标准。为此,在体裁上,他不拘一格,灵活多变,语言上力避用典,即使一用,也无痕迹,绝不因辞损意,故雅俗不拘随遇而化,用他的话来说是“缘情成体,步韵生文”。为了忠实地再现老子“不言而教”的精神,他甚至不为每首诗命名。这样的结果,使他的诗译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优美。读着他的诗译,几千年的语言障碍烟消云散,老子曰道的慈祥、睿智的形象似乎就在眼前,那赤诚、深挚的朋友与长者情感以及崇高、伟大的人格直接感染着我,产生着灵魂的震撼。张南君以超越前人的努力实践了老子“返朴归真”的原则。译作传神而造神,达意则不寓意,发幽阐微而不离根本。这种无意“立言”的结果使诗译神形兼备,达到了“高葆真”的效果。从而在诗译中完成了庄严的历史使命与艺术使命,产生了十分珍贵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或许,它为翻译古代重要哲学、艺术文献提供了一个新的成功范例。
    《道德经诗译》的成功,是老子思想的又一种成功,是治学态度高度严谨与独异的治学方法的成功,它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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